　　禹繼承了舜的帝位成為天下的共主，他建立了夏朝，并將華夏版圖劃分為九州，其中zui南的疆域為荊州與揚州，其位置相當于今天長江中下游的湖北、湖南、蘇南、皖南、江西一帶。地處嶺南的桂林，當時是“在荊揚徼外，屬于荒服”。可以認為，與正在蓬勃發(fā)展的中原華夏文化相比，當時的桂林確是屬于洪荒時代。
　　商代的開國之君成湯定四方獻令，把包括桂林在內的嶺南定名為“南越”，得名的緣由是當時這里居住著南方的越族。從西周開始，周武王確定嶺南地區(qū)為周王朝的“藩服”，也就是將這里確定為比較疏遠的附屬國。當時的嶺南居住著西甌人與雒越人等部族。
　　春秋時代，楚國是當時南方的實際據(jù)有者，它除了控制著長江中游以南的廣闊疆土之外，還擁有嶺南地區(qū)作為勢力范圍。楚成王熊惲元年（公元前671年），周天子賜命楚人“鎮(zhèn)爾南方夷越”。楚共王熊審（公元前590年在位）發(fā)動了一場針對南海（今廣東）的戰(zhàn)爭。為了贏得戰(zhàn)爭的勝利，他修筑了一條從今天的全州至桂林的大道，故址在今湘桂走廊之間，考古學家稱之為“楚越通道”。從此以后，桂林與中原之間有了一條更為便捷的陸上通道。
　　“桂林”作為一個地名，zui早出現(xiàn)在成書于春秋末年及戰(zhàn)國之初的古籍《山海經(jīng)》之中。在這本書的《海內南經(jīng)》章節(jié)內，有“桂林八樹，在番禺東”的表述，不過這里的“桂林”，它的地理位置應在今天廣東南部的沿海地區(qū)。當時的桂林，雖然不是今天的桂林，但桂林作為一個具有美好內涵的地名概念，開始出現(xiàn)在中國的古籍之中。
　　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嬴政在掃滅中原六國之后，對嶺南盛產(chǎn)的犀角、象牙、翡翠、珠璣等奇珍異寶產(chǎn)生了極大的興趣。為了占有這片神奇的土地，于是命令大將屠睢率五十萬大軍，兵分五路，作大肆進攻之舉。但是，令秦始皇料想不到的是，在中原戰(zhàn)場上猶如摧枯拉朽的秦軍，到了嶺南卻連連受挫。秦國的金戈鐵馬被嶺南的崎嶇山路弄得舉步維艱，再加上嶺南越族頑強抵抗，他們登山越嶺如走平地一樣，竟使秦軍幾年下來毫無進展。為了打贏這場戰(zhàn)爭，秦始皇決定在今興安境內開鑿運河，將屬于長江水系的湘江與屬于嶺南水系的漓江溝通，將中原大量的糧食、軍餉通過這條運河*地運至嶺南，以便于持久作戰(zhàn)。
　　公元前217年，秦國的一個監(jiān)御史（官名）名叫祿的，受命開鑿這條運河。他來到這里后，首先在今興安以南的大溶江鎮(zhèn)附近筑下一座城池，然后以此為大本營，督率軍民，展開施工。這一座城池后世稱為“秦城”。這里有一個問題，史祿在興安開河，卻以南距工地數(shù)十里之遙的大溶江為大營，如此“遙控”指揮，豈能得心應手？其實這正是史祿的精明之處：興安與大溶江都在湘桂走廊的咽喉要道上，左右均是崇山峻嶺，越人要想出兵攻擊興安開河之處，必須經(jīng)過大溶江這一狹小通道。因此，在大溶江筑下秦城，等于是塞住了越人進兵的*通道，從而可以確保興安開河工地的施工安全。史祿以秦城為指揮部，既可督率隊伍擋住越人偷襲的道路，又可兼顧施工現(xiàn)場的令行禁止，確實是確保這一工程的*之選。
　　到了公元前214年，整個嶺南地區(qū)終于被秦軍掃平，于是秦始皇在原有的全國三十六郡的版圖上，又添上了桂林等嶺南三郡。當時的桂林郡相當于今廣西都陽山、大明山以東，九萬大山、越城嶺以南地區(qū)及廣東肇慶至茂名一帶，郡治在今貴港市和桂平市交界處。而今天的桂林市，只不過是秦代桂林郡北部的一處小地方。
　　那個時候的桂林郡，與中原諸郡相比，不但人口，生產(chǎn)力也極不發(fā)達。為了加速嶺南三郡的開發(fā)，秦始皇將中原地區(qū)的罪人、贅婿、商賈等大批大批地遷至嶺南。可以這樣認為，今天的桂林居民，只要他屬于華夏血統(tǒng)，其*來到這里定居的，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成為桂林先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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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古洪荒話桂林之二：秦皇開邊意未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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